王笛在成都的茶馆做田野调查

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研究成都，特别是关于其近现代历史，似乎有着丰富的资料。然而，现实情况却有所不同。要梳理成都的城市发展脉络，探讨其治理、经济与政治的变迁，相关文献确实不少。但当我们试图深入了解城市底层、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时，却会发现可用的材料其实相当有限。以成都著名的茶馆为例，若要探究十九世纪的茶馆风貌，我能找到的主要资料仅是零星的《竹枝词》。进入二十世纪后，相关记录虽有所增加，但仍未达到理想的数量。不过，自抗日战争开始，资料的数量出现了显著增长。

我在此分享的是1949年之后的成都茶馆研究。考察改革开放之前的茶馆状况，几乎完全依赖于档案材料。而本次演讲聚焦于1950年至2000年这一时段，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相关的档案资料变得极为稀少。这一方面是由于档案本身留存不多，另一方面则受限于档案的开放政策——根据国家规定，档案需按时间和批次逐步公开。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0年这段时间，几乎没有可用的档案。我之所以能够完成《茶馆》第二卷的写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亲自进行的田野调查，这也是今天要讲述的核心内容。

王笛进行题为“城市的田野——以成都茶馆考察为例”的演讲 李显杨摄

首先，让我从一个在茶馆里发现的故事讲起。这个故事我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因为它生动地说明了当我们反复造访同一家茶馆时，能够有何种发现。

我第一次到访彭镇的观音阁老茶馆是在2015年。那时这家茶馆还不像现在这样广为人知，从成都市区打车过去大约需要四五十分钟。2015年秋天，我的茶馆考察工作已接近尾声，因为我的研究只写到2000年。但为了给书籍配图，我去了观音阁老茶馆，拍摄了大量照片，图1便是其中之一。

图1 彭镇观音阁老茶馆，2015年秋

图2 2019年夏

四年后的2019年夏天，我再次前往。随后便是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整个2020年，我都在澳门。大约在秋天，我翻看2019年在观音阁老茶馆拍摄的一系列照片时，觉得其中一位老人（图2，右一）似曾相识。于是，我找出2015年秋天拍摄的照片逐一比对，果然发现了他（图1，前排左一）。我将他的面部特征放大仔细辨认，确信是同一人，并截图请朋友帮忙确认。一位常去该茶馆拍照的当地朋友也证实了这一点。我隐约感到这背后可能有故事：时隔四年，两次拍照都非刻意针对某人，只是随意记录茶馆场景，却意外捕捉到了同一位老人。

于是，我想回去寻找这位老人。但由于疫情限制，我无法从澳门返回内地，便委托四川大学的一位研究生代为寻访。我详细说明了寻找地点、方法以及询问的问题。果然，这位同学第一次去就找到了老人。他还带来了另一个发现：这位老人姓甘，被称为甘大爷；而与他对坐打牌的胡大爷也出现在我的照片中（图3，右一）。我之前并未注意到胡大爷，经同学提醒才发现。随后，我通过线上方式进行了采访，包括采访茶馆老板。

图3 2020年秋

图4 2021年夏

2021年夏天，我终于能够返回内地。我立刻前往观音阁老茶馆，一眼就认出了甘大爷和胡大爷（图4）。我总共去过这家茶馆八九次，每次都能见到他们两位。我们从未约定，却从未错过。每次到访，我都会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他们从未让我失望，大多时候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即便偶尔不在同桌，也必定在茶馆内。

这引发了我的思考，尤其是在日常时常被打断的特殊时期。他们对我一无所知，却成了我持续关注的对象。我采访他们，了解他们的故事，他们并不在意我的提问，回答也随性而为，比起接受采访，他们更专注于打牌。甚至当我告知曾采访过他们时，他们可能也回忆不起来。

遇见他们，挖掘他们背后的故事，让我思考：对于普通人而言，一个茶馆、一个空间是多么重要。他们在这里维持着每日的例行生活：清晨起床，来到茶馆，与朋友相聚，度过一天，这对他们至关重要。由此，我总结出一个观点：日常即是最宏大的叙事。

过去，我们常认为宏大叙事必然与国家、民族、革命、改革等重大议题和历史转折点紧密相连。然而，当我们关注普通人时，便会发现，即便是普通人努力维持日常生活的点滴，同样构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宏大叙事。从政府和国家的角度看，确保国家每日正常运转，保障人民能够稳定地维持日常生活，这难道不是其最重要的职责吗？因此，日常即是最宏大的叙事。

这个人原本在观音阁老茶馆负责掺茶，后来他自立门户，也在彭镇开了一家名为“张飞茶馆”的茶馆。我给他拍照时，他立刻摆出一个姿势，显得非常外向。他现在既是老板，也兼任掺茶师傅。

在撰写茶馆相关著作时，我面临资料匮乏的困境。我想，如果我能收集各种资料，并结合自己的实地考察，完成一部涵盖百年茶馆历史的书籍，便心满意足了。在我看来，尽管茶馆在成都司空见惯，当地居民日日可见，但实际记录者却很少，连成都本地人也少有记载。对茶馆进行记录的多为外地人或外国人。尤其是那些从北京、上海等地来到成都的人，他们往往带着批判的眼光，难以理解成都人为何能仅凭一杯茶，在茶馆中消磨一整天。我便这样零散地记录下这些观察。

要写一本关于茶馆的书，我原本信心不足，直到2000年前后，我在成都市档案馆发现了大量档案资料。这些档案并非专门关于茶馆的独立卷宗，而是散见于警察局档案、同业公会档案、商业登记档案等多个类别中。但只要持续深入挖掘，相关资料便会不断浮现。但是，正如之前提到的，到了改革开放后缺乏档案资料的时期，我只好像人类学家一样走进田野。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主题：将城市视为田野。当我们提到“田野”时，往往会想到像赵世瑜老师那样深入偏远山区或乡村进行调查。对我而言，这些大大小小的茶馆便是我的“田野”。

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的考察方法。我不清楚赵老师他们如何进行田野调查，我最初采用的方法与社会学调查类似。茶馆里汇聚了各式各样的顾客和从业者。为此，我设计了一份问卷，涵盖了收入、年龄、性别以及顾客在茶馆逗留时间等问题。

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放弃了这种做法。有一次，我坐在成都府南河边的一家茶馆喝茶，遇到一群大学生正在进行关于汽车的问卷调查，内容涉及购车计划、车型档次、品牌偏好等。我当时对国内汽车市场一无所知，旁边喝茶的人也纷纷表示不了解，我不确定他们是真不懂还是不想被打扰。学生们则表示，他们每人每天需完成50份问卷，请大家帮忙随便填写。茶客们碍于情面，只得胡乱填写。

这件事让我反思，我关于茶馆的问卷很可能遭遇类似命运。与其依赖他人，不如将资料收集的可信度掌握在自己手中。最终，我决定以一名普通茶客的身份，深入茶馆进行实地考察。

考察时，我不带录音设备，也不边聊边记笔记。我只是作为一名普通茶客，坐在茶馆里，与堂倌、老板及其他茶客随意闲聊，话题不限。我从1997年开始进行田野调查，一直持续到2003年。那时，成都的茶馆大多是小茶铺，人们之间没有隔阂，陌生人也可以同桌而坐，与现在的茶楼不同。现在的茶楼，即使你独自一人，只要占了一张桌子，老板也不会安排他人同坐，大家之间有着界限、分寸和隐私意识。但那时，人们只要坐下，便可随意交谈。

这种交谈就是闲聊，话题走向完全随机。当然，缺点是内容非常随意，缺乏中心，我不知能得到什么，也不知目的何在。我当时想做的，就是详细记录在茶馆中听到的以及我与他人聊天的内容。有时是聊天结束后，他人离开，我独自在笔记本上详细记录；如果白天没时间，我会在晚上根据记忆，详尽记录当日在茶馆的所见所闻。这样日积月累，便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如今再翻阅当时的记录，可以发现成都几乎完全变了样。世纪之交，成都经历了大规模拆迁与重建。我后来写了一本《消失的古城》。城市本身并未消失，但作为一座古城，它的建筑、街区和格局已彻底改变。虽然成都还在，但作为古城的它已不复存在。我的记录（1997年至2003年）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成都正在发生的一切，例如某条街道的原始风貌。我拍摄了大量照片，记录了诸如墙上的涂鸦等细节。然而，如今这一切都已消失。当时我觉得这些非常平常，记录时内心并无波澜。但二十多年后，再翻看这些照片和记录，我深感震撼：就在我们眼前，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城市彻底改变了。我在那里出生、读书、成长、教书、工作，但现在回去却找不到路了。作为一个“老成都”，我已不认识这座城市。这在我内心引发了情感触动，让我思考如何看待这座城市，如何看待一座古城的消逝。

我详细记录了茶馆里普通人的闲聊内容。这正是这份记录的珍贵之处，因为我从中发掘出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当时的茶价，我去过的茶馆，茶价有1角钱的，也有5角、1元的。我还去过茶价高达28元的茶馆，1角与28元之间差距巨大，既有极为高档的茶馆，也有相当简陋的茶馆。当时开设茶馆所需的资金投入，有的茶馆大概需要5000元到1万元的启动资金，这样一来，一个从农村来的农民工便可以在偏僻的小巷或小街，选择背街的位置开设一家小茶铺。一家人甚至能够以此为生，逐步在成都扎根立足，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大拆大建之后，如果没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投资，开设一家茶馆将变得极为困难。当时，外来移民在成都拥有诸多机遇，这些务工人员不仅限于参与房屋修建，茶馆中也聚集了许多以此为生的从业者，如算命先生、擦鞋匠、掏耳师傅等，他们几乎都是外来人。

我也记录了茶馆里人们谈论的话题。在整理茶馆笔记时，我翻到2003年7月3日那天的记录。当时我在一家小茶馆里。几位茶客正热烈讨论当天凌晨法国队与意大利队在欧洲杯的比赛。尽管我不关注足球，但听到他们的讨论，我便记录了下来。他们提到，比赛初期意大利队先入一球，并一直保持领先。结果在比赛最后30秒，法国队扳平了比分；随后在加时赛中，法国队再进一球。几年前重新整理这些笔记时，我曾怀疑这段记录的准确性，但一经查证，发现我所记载的比赛过程与实际完全吻合。

我在茶馆里听到什么，就如实地记录下来，这可能是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有可能记录了服务员或者茶馆的茶客所经历的事情。例如，我曾记录过一位女服务员，她坐在那里与其他几位服务员闲聊，话题诸如“我儿子真是不争气，我给他买作业本的钱，他却拿去买饮料喝”之类，内容琐碎，表面上看似没有什么意义。今天我们再来看，就会看到她所面临的家庭问题，小孩教育的问题。另外一个茶馆的女老板，她刚开了一个茶铺，我问她为什么要开茶铺，她说她是从体制内出来的，用政府给予的补偿金开设了一家茶馆。她提到她的女儿正在四川大学攻读本科，每年的花费相当大，以及女儿沉迷网吧的情况，包括在网吧的消费、餐饮费用以及宿舍开支等细节。她说如果不是经营这家茶馆，她将无法承担女儿读大学的各项费用。

以及在全民经商的浪潮中，每家茶馆内都设有公用电话。那时，公用电话的收费标准为3角钱3分钟，若通话超过3分钟则收费6角，超过6分钟则收费9角。这些具体的价格信息在笔记中均有详尽记录。

当然，笔记里还有普通人的经历，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坐在一个茶馆里，看到一位老人提着菜，慢慢走到茶馆门口，也不买茶，坐在门口的桌边就开始择菜。女老板就在旁边，既不叫她买茶，也不嫌她占了位。这位老人可能在那里坐了一个小时，把菜择好了，又提着走了。我们知道，这是小生意，如果你不消费的话，老板一般是不愿意让你占用位置的。但我观察那个女老板，好像习以为常，既不鄙视他，也不催促他，就让他坐在那里，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包容关系。

我也观察到老人对茶馆的依赖。我在茶馆里和老人聊天，有些退了休的老人，会坐在这里打牌。成都曾有一座文博大茶园。2003年，我在这目睹了一个中老年团体在此高唱红歌、跳秧歌舞的情况。如今文博大茶园已不复存在。虽然大慈寺里面还有茶馆，但规模已经大大缩小了。因为大慈寺是文博单位，而原来的文博大茶园就占了三个殿，还有中间的天井。这里既然是文博单位，就不能再让茶馆占用古建筑。

成都有名的老人，像车辐、流沙河他们，过去在那里定期坐茶馆的。文博大茶园的格局和气氛，我觉得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它比保护那个大殿更重要。大殿经过了好多次火灾，加上最后的修缮把木头的变成了水泥的，本身已经没有什么文物价值了，但我认为那个茶馆反而包含了很多文化，而且能让人们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气氛。那个茶馆没有了以后，成都现在只剩下唯一一家这样的老茶馆，就是人民公园的鹤鸣茶馆。可惜的是文博大茶园那种老茶馆的气氛，已经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