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凡蒂诺现在太痴迷于搞政治，这让人感到羞耻

2025年9月，克罗地亚足坛名宿博班回归萨格勒布迪纳摩俱乐部，担任主席一职。他在这一期间接受了《卫报》的独家访问，聊到了自己与欧足联的过往，以及对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见解。

午后的薄雾轻轻笼罩着马克西米尔球场，让这座建筑棱角分明的线条更添了几分庄严。在对街的一栋楼内，博班正平静地述说他重返此地的原因。他与采访者坐在食堂一角品尝墨鱼汁烩饭，这处空间现在已成为迪纳摩的就餐区。而在房间另一头，恰是这位来自达尔马提亚的年轻人早年在俱乐部青训营成长时曾安睡的地方。“从感情上讲，这是我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页，”博班注视着眼前熟悉的场景，回忆涌上心头，“如果不回到这儿，我还能去哪里呢？”

他的身影早已遍及足球世界的各个角落。在管理岗位上，博班的每一段任期都虽短却光芒四射。如果不是过去十年他在国际足联与欧足联担任重要职务期间不断发声，足球运动的面貌也许会和现在大不相同。自从两年前他高调离开欧足联之后，外界总觉得这位有主见、讲原则的人物本应登上更大的舞台。然而现实却是，他的世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既收窄又延展：在苏黎世与尼翁那些职位所赋予的政策制定权和全球影响力已经消失，但再没有任何职位能像迪纳摩主席这样，让他持续处于公众视野的中心，直面接连不断的关注与争议。

当天的报纸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前一晚球队在欧联赛中以1-3输给皇家贝蒂斯，各种尖锐的批评随即席卷而来。“人们都说耶稣是个好人，”他淡然说道，“比我们所有人都更好，这显而易见，不是吗？可他们还是把他钉上了十字架，我们又凭什么能逃脱日常生活中的‘十字架’呢？”

这话很符合博班一贯的风格。六个月前，他高调回归，起初担任俱乐部首席执行官，九月又通过迪纳摩史上首次完全民主的选举当选主席。他决心要改造这家母队——他19岁就成为队长，34年前离开这里前往米兰效力。他的目标，是让这家仍笼罩在前首席执行官兹德拉夫科-马米奇丑闻下的俱乐部重新焕发活力。而面对这份挑战，他不收分文报酬。

“我一生都在说，我爱迪纳摩，爱这里的人们，爱这座城市，爱我的祖国，”他的语气十分坚定，“那么当他们向我发出邀请时，我怎么能说‘不，我已经57岁了，只想坐在小岛上晒晒太阳、看看海钓钓鱼’呢？如果我当真拒绝，那就是背弃我一辈子所坚持的信念。”

在马克西米尔球场附近共处的三个小时里，博班描绘了自己的愿景，也不回避那些急需厘清的难题。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2024年1月他与欧足联的分道扬镳——当时他已担任欧足联足球主管近三年。博班认为，欧足联主席切费林提出并推动通过的章程修正案极不妥当，该修正案允许切费林竞选第四个主席任期。当时他公开批评切费林的“个人野心”。作为回应，切费林在接受《卫报》采访时直言博班“不值得我评论”。

球员时代的博班随AC米兰赢得四次意甲冠军和1994年欧冠冠军，退役后涉足管理领域，始终以退役球员的身份发出有力却时常受阻的声音。回看这段经历，他是否感到遗憾？

“我只遗憾我和亚历山大（切费林）的私人关系走到了这个地步，很抱歉事情发展成这样。”自那之后，两人再没有联系。“那几年我们相处得很好，和他的家人也很亲近。但我做了我必须做的事，并且清晰地表明了我的立场。他选择了他自己的路，就这样吧，我祝他一切顺利。”

“但我一点也不后悔。这件事我反复思考了整整两个月，没有像孩子一样冲动行事，也没有像被宠坏的小孩那样耍性子。我仔细斟酌，给了自己思考的时间，也给了别人理解的余地。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决定和后果负责。我是这样，其他人也一样。”他坦言，如果不是那次决裂，自己可能仍在欧足联工作。但压抑内心的不满对他来说是不真实的。就像2020年3月，他在米兰担任首席足球官仅九个月时，因在采访中批评俱乐部的所有权结构而最终被迫辞职一样。

这就引出一个疑问：如果他现在仍留在国际足联任职，会如何应对眼前的局面？2016年至2019年间，他曾担任国际足联副秘书长，之后才加入AC米兰。博班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共同推动了国际足联的改革，他说在自己任职期间，这个一度“惶恐不安、迷失方向的组织”逐渐重回正轨。他坚定地捍卫两人当年推行的改革成果，并详细阐述了为视频助理裁判（VAR）项目的辩护——他本人正是该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博班认为，许多分析忽视了VAR在防止比赛操纵、维护公正方面的作用。“如今足球的诚信度和透明度已经完全不同，”他说道，随后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将VAR干预消耗的时间与每场比赛平均七分半钟的掷界外球耗时进行了对比。

当然，如果因凡蒂诺在他任职期间做出任何违背国际足联初衷的行为，他一定会辞职。谈到因凡蒂诺利用“和平奖”为特朗普颁奖，并借此“占用”202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之举，博班毫不客气。“既不尊重，也不负责任，”他这样评价前上司的做法，“我根本看不下去。我很惊讶他会有这种念头，太过政治化，太痴迷于扮演政治人物以及所有这些事情。”

“一开始并非如此。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围绕足球和球员展开。我们本要让国际足联回归这个轨道，当时也确实在朝这个方向前进。可是后来，一切都偏离了。詹尼曾经很有责任感，但他没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行为对他自己以及国际足联产生的影响。他本想做到最好，结果却事与愿违。国际足联不该成为一个政治组织，可他现在正把它往这条路上带，这是可悲的。”

“但这不能抹杀他之前做过的所有好事，这并不是因为我和他曾是同事。可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说明方向已经迷失了。至少，这件‘荒唐事’把问题全部暴露了出来。我为此感到遗憾：为国际足联遗憾，为他遗憾，也为足球遗憾。”

回到博班的办公室，阿尔伯特-卡佩利亚斯走了进来，他在六月被任命为迪纳摩青训学院的负责人，这次是来做简短汇报的。卡佩利亚斯曾在巴塞罗那青训营及B队工作十多年。博班的计划，是将拉玛西亚的青训理念，与那种培育了无数克罗地亚球员的热血与激情结合起来。

“我们希望拥有欧洲顶尖的足球学院之一，我相信几年内就能实现，”博班充满信心，“这样一来，所有人都会知道，从迪纳摩走出的球员，都是受过良好培养的球员。”

他认为，迪纳摩完全有潜力成为各大联赛年轻球员磨练实力的可靠跳板。“20岁的塞尔希-多明格斯，就算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顶尖的年轻后卫之一。”他是在季前赛期间从巴塞罗那加盟的。丹尼-奥尔莫也曾走过相似的成长道路。刚满17岁的前波尔图边锋卡多佐-瓦雷拉，预计不久后将从萨格勒布转会至巴萨。

博班的信念令人感慨，但这样的思路，真的能让迪纳摩这类俱乐部在精英球队不断拉开差距、渐行渐远的足坛中站稳脚跟吗？“我相信假以时日一定可以，”他说道，并以亚特兰大为例，称其是依靠明智决策崛起的俱乐部典范。

他并未批评全新的欧洲赛事体系，认为欧足联的执行工作值得肯定。不少核心圈内人士都承认，正是博班在与执委会的持久博弈中，将新欧冠的小组赛场次从10场减少到了现在的8场。同样，在国际足联任职期间，博班是世俱杯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他主张的是24支球队参赛、为期18天的赛事规模，采用三队小组制，淘汰赛若打平直接进入点球大战。谈到当前的世俱杯赛事形式，他忍不住提出批评：“32支球队、30天赛程，这简直是在‘摧残’球员。”

博班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热切地讨论这些话题，其中还包括他眼中“另一个致命问题”——加时赛。这不禁让人担心，这位曾能影响足球走向的人物，是否过早地被权力中心遗忘。切费林很可能在2027年无人竞争的情况下连任欧足联主席，即便在如此高度受控的政治环境里，博班仍拥有不少支持者。难道他就不会再次动心、尝试回归吗？“不，绝对不会。我很清楚。有很多人，非常多的人，经常给我打电话。但这里是我足球生涯的起点，也会是终点。而且是我最热爱、最敬重的地方。这份情感，我无法带到其他任何地方。所以，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圆满的呢？”

此时，薄雾已经完全笼罩了马克西米尔球场。正是在这里，1990年5月，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的比赛爆发暴力冲突，博班一脚飞踹警察，从此成为民族英雄。与部分解读不同，这一事件并未直接引发血腥的南斯拉夫战争，但一夜之间，他成了克罗地亚抵抗力量的精神象征。次年，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那是一个集体时刻，无关我个人。那是克罗地亚年轻人的集体觉醒。我们从未感受过如此深重的不公，于是团结起来为克罗地亚的事业抗争。我们是叛逆者，是抵抗者，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我们的自由浴血奋战的人。他们比我伟大得多。那天，我为我们骄傲，为年轻人骄傲，为我们的抗争姿态骄傲。我们想要什么？自由。我们做了正确的事。这与民族主义无关，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仇恨无关，只关乎正义与自由。”

早在国际足联向他发出邀请之前，博班就已取得历史学学位，当过记者，还拓展了商业领域的事业。“或许是前南斯拉夫的动荡局势，促使我去钻研历史吧，”他说道。那么他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人性从未有过太大改变。变化的只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形态和物质条件。古希腊人与今天的我们，有着相同的困惑、相同的问题和相同的恐惧。”

没有什么能改变博班。“你可以读一百万本书，拿一百个文凭，但我的灵魂里，始终是个足球运动员，”他说。有时，他会拿起足球鞋，和卡佩利亚斯一起去学院的球场。膝盖里的软骨早已所剩无几，但他依然会和U14、U15的孩子们一起踢球，要是尝试和U17的孩子同场竞技，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我现在的样子，大概没什么激励作用吧，”他笑着说，“我从不防守，总在场上扮演‘小丑’的角色。但从我四五岁起，我就坚信，如果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使命的话，那就是踢球。直到现在，我内心最纯粹的那部分，依然是那个热爱足球的孩子。”